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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的北京，全世界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后公报中最吸引眼球的不是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而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谓“全面放开二孩”即不再以父母是否属于独生子女作为限定条件、所有父母都可以申请生育第二胎。据劳动力经济学专家解释，之所以“全面放开二孩”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缺口在逐年加大，若继续执行现行人口政策，到2100年中国将仅剩一亿多人口。

　　除了劳动力经济学家外，还有一个群体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反应最大，即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什么“中产”要加双引号，因为这个群体基本特征是受过大学或更高教育、在所居住城市有较为固定的居住场所、已购家庭用车并有能力为子女未来上学考虑投资“学区房”、周末可以居家携友到郊区游玩、一般在所供职机构有一定职级地位，但同时也背负了沉重的房贷车贷、自己父母或在家乡空巢或在本地给自己看孩子、工作压力强度大，所以说这一群体并非真正的有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净资产或许只占了很小的部分。

　　这一新兴的群体，往往有极强的自信心(虽然可能只是为了摆脱或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自认为是白手起家取得成绩，有强烈的社会事务的参与感、要求加大自己群体的话语权。加之一些持有“天赋人权”、“生育权自主”观点的专家学者推波助澜，认为此次“全面放开二孩”是一种捍卫自身权益的胜利，限制生育就是违反人权。

　　但中国究竟缺不缺人？放开生育，是不是人权的体现？

　　借用几个数据来看看，2015年初，央视公布称2014年末，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数量是91583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371万人，连续三年下降。如果我们做些不严谨的简单推算，假定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季度，按同样的下滑速度，那么我国劳动力人口约莫是91300万人，而据外媒披露的李克强总理10月23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前三季度的调查失业率是5.22%，也就是大概4800万人左右，当然这里的调查失业率也不见得是非常准确的，毕竟很多人即使在调查时也不愿意承认或被归类为失业人口。

　　此前在“放开单独二孩(即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申请生育第二胎)”时，有专家计算到2050年该政策可增加劳动力人口约5000万，那么问题来了，当没开放任何“二孩”政策时，就已经有4800万具备劳动力的失业人口存在，如果再加上5000万甚至6000万新增“二孩”，那么将近一个亿的群体，谁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么庞大的群体没有就业或者没有充分就业，那么他们将只会消耗基本生活保障成本，而不能提供任何养老金缴纳，那么放开“二孩”是在降低社会成本、还是在增加社会负担？

　　有不少学者乃至相关企业都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发布后，欢天喜地地计算着每一个新增人口的消费规模以及全部新增人口的巨大商机，但在看到这一群体消费潜力的同时，是否也考虑到他们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吗？如果在就业人口竞争加剧、薪酬水准拉低的同时，还奢求他们可以增加支出、扩大消费，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甚至是胡说八道。

　　另一方面，当大家看到新增人口是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同时，是否也会想到新增人口也会是巨大的资源消耗？每一块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都是存在一个极限的，一旦突破这个极限，那么空气、水、土地、矿产乃至生存机会都会产生崩塌，那么原本已经紧绷到极点的中国资源还能够额外负担多少新增人口？我们是否只看见自己养不起老的压力，而看不见环境与资源失衡的压力？养不起老，还可以节衣缩食，一旦环境与资源结构失衡、崩塌，那么就如同小行星撞击地球，即使强悍如恐龙，最后也不过被轰成渣。

　　那么，经济学家言必称的中国劳动力红利是否会因为减少人口而受损？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劳动力红利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因为通俗解释劳动力红利，就是靠人多低工资、卖苦力挣血汗钱，所以中国人不是天生注定就要一辈一辈地给发达国家当工人，中国人也应该享受高附加值的工作、赚高附加值的钱，用命换钱的劳动力红利，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宿命。

劳动力红利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中国人不应该一直拿命换钱。

　　其次，中国经济自十八大后一直强调要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推动“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的基础——制造业，未来将必然与智能化、网络化相结合，机器取代人从事重体力、高强度、重复性工作也是必然趋势，像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集团在昆山工厂的流水钱就已经用工业取代了人，结果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残次品率，甚至还实现了节能减排(因为机器人不需要开灯开空调工作)，所以如果在“工业4.0”的浪潮下，谁还需要那么多普通劳动力？

　　再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还会有其他比中国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而资本也会将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那么此时我们是要靠增加人口、拉低劳动力成本，还是借机优化人口结构、向全球产业链上游转移？用衬衫、牛仔裤、打火机换飞机、发动机的日子还没过够吗？

　　国外经典的人力资源理论中，曾有一个很简单的论述，即高效组织通常是雇佣三个人、付四份工资、实现五个人的工作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雇佣五个人、做四个人的工作量、付三份工资呢？

　　再说说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常挂在嘴边的三个“放开生育”的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有了兄弟姐妹，孩子以后就不孤单”；二是“生育是天赋的人权，谁也不能剥夺”；三是“放不放开是原则问题，但放开也不会生”。

　　第一，不让孩子以后孤单，这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有近14亿人，谁会看不到谁？所谓兄弟姐妹永远相亲相爱，这本就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现实中即使再亲密无间的同胞亲情在各自结婚后也会逐渐淡薄，甚至相互间推诿赡养、争夺遗产，更有甚者彼此恶意中伤、大打出手、反目成仇，难道电视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大家都是当传说看的吗？俗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亲兄弟、明算账”，那时候还顾得上孤单吗？

别忘了那些被子女撵出家门的老人

　　第二，生育是天赋人权，谁也不能剥夺，但如果我尊重你的生育权，那么你是否也要尊重我的生存权？当你的多生多占，影响到我的适宜生存时，我是不是也可以剥夺你所生的孩子？总不能因为你的孩子要活，就把我逼死吧？这不就沦落为动物的丛林法则？羚羊生殖力强，那是因为有捕猎它们的狮子老虎来维持生态平衡。

　　如果你想多生多占，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来维持生态平衡？虽然这个比喻不见得恰当，但想想现在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流动人口负担、上学看病就业难等问题，还会认为比喻的耸人听闻吗？人口膨胀造成的社会运行成本增加与新增人口创造的社会价值，孰轻孰重？

　　第三，曾有调查，称“放开单独二孩”后，适龄父母实际申请生育第二胎的比例很低，但这个调查的覆盖面有多大？覆盖样本是否全面？如果生育二胎比例这么低，为什么还不断有人生？甚至到国外去生(为逃避计生处罚)？即使城市中生养孩子成本的高不可及让人却步，那么农村中的比例也一样低吗？如果虽然城市新增二胎少，但农村新增二胎多，那么未来势必会有更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总体来看，城乡人口会全面膨胀，城市病的压力会越来越严峻。

　　所以说，中国目前虽然劳动力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但远未成为燃眉之急，同时技术进步以及结构升级，也会降低对一般性劳动力人口的需求，相反中国人口规模降低会减少对环境与资源的压力，让“美丽中国”更容易实现。根据中国宪法，中国政府的所有财产归全民所有，也就是说中国近4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四五十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还不包括各类国土资源)，都是全民的财产，这些也都是可用于填补养老金及其他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难道养老不用、贪腐去用吗？

　　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下降不足为虑，但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却是亟待加强，如果延续不恰当的教养，让“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等自私自利思想从一代灌输给下一代，那么即使生育六个孩子，也不过是增加半打混蛋而已。

　　眼下，当人们看到某一类特定社会不良现象时总会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还有人说现在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是问题的根由，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偏见，独生子女与娇纵任性不能直接划等号，变老的坏人不见得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也不见得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不改变“只认亲疏、不讲对错”的糟粕传统，兄弟姐妹再多，也还是会“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老人变坏了？坏人变老了？

　　曾看到一个新闻，说由于年轻父母工作变动，小孩子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幼儿园到新的环境中，由于失去了原来熟识的朋友，所以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自闭倾向，所以他的妈妈决定要给他生个弟弟或妹妹陪他，天啦噜，这妈妈的常识是看门大爷教的吗？小孩子的心智未成熟、社交能力弱，父母要花精力、费心思给他树立信心、帮助他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靠生孩子解决问题，可见中国的父母在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只会简单化选择最容易的方式搞定。

　　难道说，生了两个，就没有溺爱了吗？溺爱与否和生几个有关系吗？因此，中国人口不是问题，至少眼下不是问题，中国人口的教养才是最大的问题，教养问题没改善，中国人口始终无法实现质变，人口素质不是“泡泡龙”游戏，打得多了就能自动过关。